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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等待13年
发布日期:2022-08-06 04:20   来源:未知   阅读:

  三个孩子的父母,从左至右:李少方、李兰花、徐玉常、李秀云、陈万水、徐玉堂

  13年前,李少方的小儿子和亲戚家的两个孩子一起在东莞金洋市场失踪。几经寻找无果后,三个家庭均将各自的重心局限在了市场猪肉档间。尽管维持猪肉生意日益艰难,但一想到孩子有一天或许会回来寻亲,13年来,他们不敢有一丝改变。孩子的失踪,也让他们“现在的生活都是在和过去拉扯”。

  13年前,李少方的小儿子和亲戚家的两个孩子一起在东莞金洋市场失踪。几经寻找无果后,三个家庭均将各自的重心局限在了市场猪肉档间。尽管维持猪肉生意日益艰难,但一想到孩子有一天或许会回来寻亲,13年来,他们不敢有一丝改变。孩子的失踪,也让他们“现在的生活都是在和过去拉扯”。

  吵闹的市场里,守在猪肉案板后面的李少方时常会望着来来往往的人发呆,他不止一次地渴望,一个长相与自己酷似的18岁男孩,会朝自己迎面走来。

  13年了,48岁的李少方仍对小儿子李嘉华失踪那天的情形历历在目。担心孩子回来找不到家人,他和家人一直守在原地等待。

  “那天早上,他跟我说有人要带他去看飞机。”这个中年父亲回忆里,满满都是痛惜,他坚信,儿子是被人拐走的。

  2002年6月28日,5岁的李嘉华在东莞樟木头金洋市场附近失踪,同时失踪的,还有与他同岁的表弟徐嘉德和表弟6岁的堂姐徐文萍。

  3个孩子同时丢失,让这3个家庭宛如被踩了刹车的汽车,陷入泥泞的境地,前进的生活轨迹骤然停下,只能在原地不停打转。

  “万一哪天他们找回来呢?”李少方说,“我们没有能力满世界地找他们,至少可以守在这里等他们回来。”

  几经寻找未果,李少方他们将自己的人生局限在了市场猪肉档间。尽管维持猪肉生意日益艰难,但一想到孩子有一天或许会回来寻亲,13年来,他们不敢有一丝改变。

  李少方家的档口并不难找,从金洋市场东门进去,就在猪肉区把边儿的第一个摊位。

  平日里,档口只有夫妻两人;寒暑假时,在广州读大学的大女儿李丽婷会回来帮忙。

  李少方祖籍广东梅州,讲话时常夹带客家方言,身材矮胖,妻子李兰花却身材高大。这对已经微微驼背的夫妻,如今租住在市场东门附近的一栋村屋里。这是小儿子失踪后,他们租住的第二处居所。

  李嘉华失踪6个月后,一家人就搬离了原先的房子,避免“触景生情”。因为一在门口洗衣服,“就想起平日里小孩在旁边玩耍”;一看到房后的菜园,“就想起小孩在那里抓蝴蝶、爬树”。

  “新家”与原来的住所在两个方向,这些年,他们已经很少走通向老房子的那条伤心路。

  这是一条曲折的路。从市场南门出来,穿过电动车和公交车熙来攘往的一条小马路,走下一个土坡,经过一洼散发着臭味的水塘,七拐八拐地绕过一条越走越僻静的狭窄巷子,李少方在靠路边的一座老旧青石墙村屋前停了下来。这就是一家六口曾经的“家”。

  13年前那个一如往常的早上,5岁的李嘉华就是走着这条路,沿着跟今天李少方完全相反的方向,最后一次走向了市场——李少方派小儿子去给李兰花送早饭。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已去学校,李少方则要骑摩托给附近的电子厂送肉。

  此后的半个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李少方至今无从得知。如今再次站在老屋前,这位父亲的脸上写满了伤感,还有懊恼。

  “孩子已经跟我说了‘看飞机’的事情,我就应该警惕,怎么还能让他一个人去送饭呢!”李少方重重地叹了口气,后悔不已。

  可以肯定的是,趿拉着拖鞋的李嘉华那天顺利走完了那段曲里拐弯的路,把热腾腾的蛋炒饭送到了母亲手里。李兰花记得,儿子当时还坐在猪肉摊位后面,看着自己吃了一会儿。

  在跟母亲说了句“想要出去玩”后,这个5岁的孩子从此便跑出了母亲的视线。而后,他是如何碰上表弟徐嘉德、堂姐徐文萍的,又是在哪里被人一起拐走的,没有一丁点儿线索。

  家长们只听人说,最后一次看到三姐弟是在市场外的马路边,三个孩子手拉着手,挤在人群中看走江湖的耍猴戏。这是13年来,他们所获得的唯一一点信息。

  离开旧村屋时,天空飘起了小雨,李少方在阴冷的天气中,忍不住再次深深看了一眼那个充满回忆的“家”。房子的旁边已经被人堆满了废弃的泡沫箱和旧衣服,显得十分破败。

  2009年,市场被私人承包,新老板给猪肉区统一安装了红色的吊灯,他们每天都被温暖而明亮的灯光笼罩着。

  但李少方面临的现实和心境一样惨淡。丢失的孩子们至今没有消息,猪肉生意却越加难做。摊位租金从600元涨到了2500元,猪肉价格却在10多年间不涨反跌。

  徐嘉德和徐文萍家的摊位就在李少方家的对角线上,三家的状况差不多,只是另外两家的摊位租金更贵,需要卖更多的肉才能维持。

  李少方27岁开始做这一行。相比此前跟妻子四处摆地摊卖服装,在市场卖猪肉,让他感到一种安稳。这种“安稳”,当时只有3岁的李丽婷也模模糊糊地感受到了:不用再坐在三轮车上,跟着父母跑来跑去了。

  猪肉生意最初并不太好做,李少方也没打算一辈子卖猪肉。但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局限在猪肉档的几平方米之间,至今已整整21年,“卖猪肉”会成为人生的标签。

  徐文萍3岁时曾迷路过,正是凭着“家里在市场卖猪肉”这一线索,才被好心人送回。“她失踪时已经6岁了,更应该记得。”她的爸爸徐玉堂说。

  他们失踪时年纪太小,父母们觉得,时隔这么多年,或许只有卖猪肉这件事会唤起孩子们的记忆。

  发现孩子不见时,李少方觉得“心都掉下来了”。他寻遍市场和家附近的每一个角落,寻不见;跑到当地派出所报案,因“失踪不满24小时”,警方不给立案;后来,樟木头的几十个亲戚都被发动起来,到附近的荒山里、水库边,进行“地毯式搜索”。

  那一天,一路上来往的人影和车辆,仿佛电影里的快速镜头,让李少方感到眩晕和绝望。

  李丽婷对那个悲伤的日子也记忆犹新。放学回到家,这个敏感的女孩马上察觉出气氛的异样,大人们都不在,只有一个亲戚照顾他们吃饭。听说小弟弟可能被人拐走了,三个孩子大哭起来。

  但13年后她记忆更深刻的,是只跟她一块儿生活过5年的弟弟。“弟弟聪明又可爱,很小的时候就能记住家里的电话号码;学会走路后,自己推着一把蓝色塑料凳,就能踉踉跄跄地从家走到市场,招呼他回家,他自己又一路踉踉跄跄地走回来。”

  正因如此,李少方才放心让年幼的李嘉华一个人去市场送饭。“他很懂事,我要早起送猪肉,他会叫我起床;他妈妈生病了,他都会哭。”

  李少方当时听说金洋市场发生过儿童失踪的事情。夫妻俩平时也经常告诫孩子:不要跟陌生人走。然而,和市场大部分的摊贩一样,父母做生意时,就任凭孩子们在附近跑来跑去。

  “说到底,还是我们做家长的太大意了!”李少方哭丧着脸,声音开始哽咽,“是我们对不起他,从来没给过他幸福,就……”

  李兰花边流泪边倔强地在一张寻人启事空白处一笔一划地写着。她手里的寻人启事还是当年剩下的,印刷自金洋市场对面的一家照相馆。

  就在这家照相馆,李嘉华失踪两个月前,四姐弟难得照了一张合影。照片里,圆脸的李嘉华眼睛眯成两个月牙,显得十分开心。四姐弟都穿着樟洋社区小学的校服,李嘉华身上那件因为太大,裤腿被挽了好几层。

  “只差三个月,他就上小学了。”李少方说,“提前拍了这张照片,本想作为‘4个孩子都上学了’的纪念。”

  但它最终被作为寻人启事的照片,与其他两个孩子的照片一起,被扫描、打印,然后张贴到樟洋社区的大街小巷。

  “你的标题,可不可以叫‘三对卖肉的父母13年一直在等待被拐卖的儿女’?”李兰花停下笔,有些犹豫地问道。

  “怎么能叫‘卖肉’?”李少方急切地打断她,“卖猪牛羊鸡都叫卖肉,一定要强调卖猪肉!”

  “我们是卖猪肉的父母。”他说道。其他人纷纷点头,他们认为这样才能给失踪的孩子提供更确切的回家信息。

  听说记者过来,李少方干脆匆匆收拾了档口,终止了下午的生意。“少做点生意算得了什么!”他擦了擦手上的油,“找孩子更重要!”

  今年4月初,在寻亲网站“宝贝回家”志愿者“燕子”的帮助下,广州一家电台对他们进行了采访。节目播出没几天,省内多家媒体联系到李少方。

  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李少方不会用智能手机上网,更不知道微博和微信。市场里的老主顾说起在网上看到他们的新闻时,他十分惊讶。

  当年,他们也曾试图借助媒体的力量,三家人凑钱,在广东省内各大电视台和报纸上发寻人广告。结果,一个月内就花了一万多块钱,相当于李少方家一年的收入。一度,寻找三个孩子的广告还曾登上过香港TVB旗下的翡翠台。

  密集播放的广告和四处张贴的寻人启事,让几乎整座市场的人都认识了他们。但最终,这些广告和投进去的钱,石沉大海。如今,金洋市场里还记得这件事的,更多的是李少方的亲戚们。

  “很多人打来电话,但都没什么价值。”提起13年来的寻子经历,李少方显得沮丧而无奈。

  广东普宁流沙汽车站一位打扫卫生的阿姨曾打电话说,看到两男一女带着三个孩子坐上了往台山去的大巴车。李少方和妹夫就追着去了台山,并在当地派出所报了案。“警察说他们会调查,结果一直没有回音。”

  他还拿着樟洋社区派出所开具的一纸证明,辗转赶去过广州儿童福利院,试图在被收容的孩子中间寻找。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事儿要“请示领导”,结果,他一个孩子都没见到。

  “你们想得太简单了!”无功而返的李少方因挫败而心生怒火,对着等在家里的妻子和妹妹不耐烦地嚷嚷,“你以为福利院的孩子想见就能见得到?”

  在李丽婷的记忆里,弟弟刚失踪的头四个月里,父亲总是隔三岔五地外出寻找,市场的生意都不做了。

  当年寻找儿子时留下的一些票据和资料,李少方至今还保存着。那时没有智能手机,他只好用笔把骗酬金的骚扰电话一个个记下来。

  “,真是被这个李传卡害死了!”对着一张写有姓名地址的纸条,他愤愤地说。

  这个人曾言之凿凿地说看见过三个孩子。结果,等李少方和妹夫坐了两段火车,大巴再转小巴,好不容易到了对方说的那个闭塞村庄,才发现,这人的精神有问题,村里人都叫他“神经病”。

  希望一次次破灭的感觉,让李少方很愤怒,也让不安和焦躁情绪在三个家庭里日益滋长。

  无奈之下,三个家庭开始寄希望于迷信。亲戚给李兰花介绍了附近两个有名的“神婆”。

  按照神婆的要求,他们给买来的三只大公鸡放了血,把三个孩子的衣服泡在水里“招魂”,其中一个神婆说老家的风水不好,李少方的父母亲便把家里的灶头和围墙都拆掉了。

  警方当时帮他们做了DNA录入,但表示:只有在家长们提供线索的情况下才会进行调查,除此之外,他们提供不了其他帮助。

  连续的奔波,并没有带来任何结果。尽管不甘心,他们不得不回归琐碎的生活,“家里还有一家老小,生活还要继续”。

  很难说,在悲伤和执念的作用下,这13年于他们而言,究竟是更漫长还是更短暂。

  弟弟失踪那年,李丽婷只有9岁,如今她已22岁,在广州念大学。她初二那年,北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她大二这年,广东有了自贸区。这些让周围的人欢欣鼓舞的事情,也会让她开心,但回头看到自己的父母,想到失踪的弟弟,她又会觉得揪心。

  她和其他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然后一个个离开樟木头,回老家或去外地上学。他们经历的这个时代,被人形容为“像一辆在赛道上全速发力的赛车,速度极快,无暇他顾”,他们父母的生活,似乎依旧停留在原地。

  李兰花每天仍旧天蒙蒙亮就起床,借着昏黄的灯光去市场。等着屠宰厂送来头天订好的半扇猪,然后切肉、去毛,准备开门做生意。

  一天里只有清早和傍晚时生意不错,其它时间买肉的人寥寥无几。为了把肉卖光,他们常常下午一点钟才吃中饭,晚上则熬到9点多。没有周末,没有假期。

  即使在2003年“非典”那段人心惶惶、生意惨淡之极的日子里,担心孩子万一突然回来,李少方一家也没有离开市场。只是卖猪肉的同时,还兼营卖醋,“据说醋可以杀死空气中的SARS病毒”。

  “樟木头家里的生活就像一潭死水。”22岁的李丽婷说。她时常觉得,学校和家里就像两个世界。

  在学校里,她学的是经济领域的“朝阳行业”信用管理,紧跟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她组建社团,结识朋友,去参观“小蛮腰”和琶洲广交会,乘坐新开通的地铁线路外出游玩。去年,她还随一项活动去了香港。外面的世界,似乎每一天都是新的。

  即便是“看上去没什么变化的”樟洋社区,这两年也变得有些不一样。旧天桥变成了立交桥,略显闭塞的社区里有了一家大型百货商店,就连水库边原本荒芜的一片地,也被地产商赋予了“香樟半岛”这样诗情画意的名字,开发成高端住宅区。

  “回到樟木头的家里,时间好像变得停滞。”她一字一顿地说。“家里还是老样子,弟弟丢失的那种伤痛还在那里,让人一下子就回到过去。”

  2015年春节,李丽婷避开父母,躲在被子里用手机看完了电影《亲爱的》。窗外,喜庆的鞭炮声此起彼伏,这个22岁的女孩儿却对着屏幕,泪流满面。

  影片里一群父母集体寻找丢失孩子的情节,深深击中了她,她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家庭。

  “多希望能像电影里黄渤一家那么幸运。”她说,那一刻,她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对弟弟的思念,从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

  隔着一道门,她的父亲李少方和姑父徐玉常、姑父的哥哥徐玉堂相顾无言地喝着闷酒。每年这个时候,“团圆”对三个家庭而言,总显得格外遥远。

  自从丢了孩子,他们便不愿回老家过年,“别人问起来,总是无言以对。”相同的遭遇让原本有亲戚关系的三个家庭走得更近,酒局结束时,三个男人抱头痛哭。

  13年了,身边的孩子都已长大,失踪的三个孩子在父母心中,却永远是童真的模样。“我时常梦见她,还是小时候的样子,喜欢跳舞,瘦瘦小小的。”徐文萍的妈妈陈万水说。

  跟其他两个母亲交流后,她发现母亲们的梦都相似。她们有时梦见孩子童年时的事情,有时则梦到在某个偏远的山区里,失散多年的孩子被找到了。

  醒来后,他们发现身边只有当年剩下的寻人启事。启事里面,走失的年限被圆珠笔一改再改,联系人的手机号码却一直不敢变,总是全天开机。

  孩子们失踪时,还没上学。父母给他们取的大名还没来得及派上用场。在家里,亲友们都唤他们乳名。

  因为从小活泼好动,总是扭来扭去,李嘉华的乳名叫“阿扭”;徐文萍生得纤纤弱弱,个头儿比同龄人都小,外婆给她取名叫“米姑”,那是客家方言里的一种袖珍的植物;徐嘉德小时候哭起来常常喘不过气,显得有些娇弱,父母希望他好养一些,便叫他“狗记”。

  小儿子阿扭的丢失,也让李少方开始严格限制另外三个孩子的外出活动。他不让李丽婷参加学校的春游;每天放学时间刚过,他就开始坐立不安。大儿子李扬华曾经因为打电子游戏回家迟了,李少方发动全家去找,还揍了他一顿。

  “大弟弟后来懂事了很多。”李丽婷回忆,“他逐渐意识到小弟弟的失踪对整个家庭的影响,以后再也没去过游戏厅。”

  到上初中的年龄时,三姐弟陆续回到梅州五华的老家。身材高大的李兰花则从小儿子失踪后,变得体弱多病。这些年,她先后在咽喉、胸腔和肾脏动过手术,还得了高血压。

  在老家和外地读书时,懂事的李丽婷总是寄明信片或写信给妈妈,把“在电话里说不出口的话”写进信里,逗母亲开心,鼓励她振作。因为今年47岁的李兰花,经常担心自己活不到儿子回来的那天。

  尽管觉得家里仿佛“一潭死水”,讲起话来文文弱弱的李丽婷总是一放假就回到樟木头。“越是这样,才越需要和家人在一起,帮他们分担。”

  在家的日子,她和妹妹李丽娴会代替父母,到市场里操刀卖猪肉。李扬华还在老家的中学准备高考,成绩很好,在家时总努力逗奶奶和妈妈开心,是家里的“开心果”。

  “小弟弟的失踪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李丽婷说,这些年里,三姐弟间从未吵过架。

  她更怀念四姐弟过去打打闹闹的日子,怀念“下雨天全家人挤在一个房间的感觉”。她的父亲李少方也是如此。

  “做什么都觉得没意思。”李少方说,小儿子的丢失是“命里的劫数”。他感觉自己的人生不再有未来,现在的生活都是在和过去拉扯。

  说话间,他忍不住又拿起儿子当年的照片端详,四个孩子当中,阿扭长得最像他。

  如果儿子没有失踪,李少方想过改行做烟酒茶叶生意,或者经营一家茶餐厅。但家庭的变故将他困住了,不得不继续卖猪肉。

  “他们对‘卖猪肉’一定有印象!”徐嘉德的母亲李秀云笃定地说,这几个孩子都在猪肉档间长大。她还记得徐嘉德坐在自己腿上,问过往的人要不要买猪肉的情景。

  “我们几个守在这里,只希望今生能再见他们一面。只要知道他们好好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足够了。”

  对李少方一家来说,2011年算得上一个转折。这一年,44岁的李少方第一次接触了电脑和互联网。

  分别给他出主意的,是市场的现任老板和身在老家的母亲。已经70岁的老人一直挂念着失踪的孙子和外孙。

  李少方只会使用网络搜索,便叫来大女儿李丽婷和大儿子李扬华帮忙,把小儿子的信息登记到“宝贝回家”网站上。

  没多久,志愿者燕子与他们取得了联系。9年多来,这是第一次有人主动帮助他们。三个家庭感觉十分温暖。

  作为工作了七八年的志愿者,燕子接触过许多丢失孩子的家庭,但“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三个有亲戚关系的孩子同时走失”的情况,对她来说还是第一次,“这意味着,它可能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以往,李少方都是从报纸和电视上了解有关“打拐”的信息,零星而有限。2007年和2009年,东莞警方先后解救了几十名被拐儿童,当地报纸把一张张孩子的照片拼在一起作为封面,标题是:被拐孩子寻找妈妈。

  这份已经泛黄的旧报纸,仍被李少方保存着。三对父母曾对着报纸上的孩子照片逐个细细端详,其中一个脸蛋小小尖尖的女孩儿让徐文萍的妈妈感觉很“激动”,但警方告诉她,那个女孩儿的年纪与徐文萍不符。

  尽管自己的孩子杳无音讯,李少方还是隐隐觉得,2009年开始“国家对打拐好像更重视了”。在卖猪肉之余,他关注到公安部曾开展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专项行动,还与民间机构宝贝回家联手,推出“宝贝寻家”计划。

  儿时的梦想虽然没有实现,但她已经接替父母,把寻找弟弟当成了自己的责任。她把弟弟失踪时的情况发到微博和微信,请同学帮忙扩散,还每隔一段时间刷一遍宝贝回家网的“宝贝寻家”版块。她发现,这些寻找父母的“孩子”当中,有些已经人到中年。

  这两年寻亲人数的增加也令这个年轻人惊讶。她最初登记时,寻亲的数字还是几千,如今,网站上面的数据显示:尚在寻找孩子的家庭有一万八千多个,寻找亲生父母的人数将近一万两千人。

  据媒体报道,中国目前缺乏拐卖儿童人口的权威数据,公安部在搭建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但数据并未公开。

  在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4》当中,仅2012到2013年间,公安机关立案的拐卖妇女及儿童案件数就有20735起,对比2010年此类案件数10082,增加了一倍多。

  “父母亲自杀、患精神病、离异、人财两空……”燕子说,“丢失孩子的家庭所面临的境遇,其悲惨程度只怕我们想象不到。”

  她告诉记者,“宝贝回家“的工作模式是由寻亲者登记信息,当地志愿者负责核实与跟进,将寻亲信息大面积转发,如发现线索,则与公安机关联系。目前,他们已经有1020个成功案例,但相比于庞大的寻亲人群,依然是杯水车薪。

  但这还是让李少方看到了希望。过去,因为能力有限,他的寻亲广告发布范围仅限于广东省内,这次,“省外媒体”的到来让他十分兴奋,他觉得儿子一定能够看到。

  “我也想像刘德华演的那样,18年骑坏10辆摩托车,满中国的找儿子。”李少方叹了口气说。事实上,他并没有看过《失孤》这部电影,他不敢看,只是听人简单说了剧情。

  “请你一定要强调我们还在樟木头卖猪肉,这个他们一定记得!”李少方反复强调着。

  时隔多年,他们已经不敢奢望阖家团圆。“我们几个守在这里,只希望今生能再见他们一面,我们不想孩子为难。”他说,“只要知道他们好好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足够了。”

  13年前,李少方的小儿子和亲戚家的两个孩子一起在东莞金洋市场失踪。几经寻找无果后,三个家庭均将各自的重心局限在了市场猪肉档间。尽管维持猪肉生意日益艰难,但一想到孩子有一天或许会回来寻亲,13年来,他们不敢有一丝改变。孩子的失踪,也让他们“现在的生活都是在和过去拉扯”。

  13年前,李少方的小儿子和亲戚家的两个孩子一起在东莞金洋市场失踪。几经寻找无果后,三个家庭均将各自的重心局限在了市场猪肉档间。尽管维持猪肉生意日益艰难,但一想到孩子有一天或许会回来寻亲,13年来,他们不敢有一丝改变。孩子的失踪,也让他们“现在的生活都是在和过去拉扯”。

  吵闹的市场里,守在猪肉案板后面的李少方时常会望着来来往往的人发呆,他不止一次地渴望,一个长相与自己酷似的18岁男孩,会朝自己迎面走来。

  13年了,48岁的李少方仍对小儿子李嘉华失踪那天的情形历历在目。担心孩子回来找不到家人,他和家人一直守在原地等待。

  “那天早上,他跟我说有人要带他去看飞机。”这个中年父亲回忆里,满满都是痛惜,他坚信,儿子是被人拐走的。

  2002年6月28日,5岁的李嘉华在东莞樟木头金洋市场附近失踪,同时失踪的,还有与他同岁的表弟徐嘉德和表弟6岁的堂姐徐文萍。

  3个孩子同时丢失,让这3个家庭宛如被踩了刹车的汽车,陷入泥泞的境地,前进的生活轨迹骤然停下,只能在原地不停打转。

  “万一哪天他们找回来呢?”李少方说,“我们没有能力满世界地找他们,至少可以守在这里等他们回来。”

  几经寻找未果,李少方他们将自己的人生局限在了市场猪肉档间。尽管维持猪肉生意日益艰难,但一想到孩子有一天或许会回来寻亲,13年来,他们不敢有一丝改变。

  李少方家的档口并不难找,从金洋市场东门进去,就在猪肉区把边儿的第一个摊位。

  平日里,档口只有夫妻两人;寒暑假时,在广州读大学的大女儿李丽婷会回来帮忙。

  李少方祖籍广东梅州,讲话时常夹带客家方言,身材矮胖,妻子李兰花却身材高大。这对已经微微驼背的夫妻,如今租住在市场东门附近的一栋村屋里。这是小儿子失踪后,他们租住的第二处居所。

  李嘉华失踪6个月后,一家人就搬离了原先的房子,避免“触景生情”。因为一在门口洗衣服,“就想起平日里小孩在旁边玩耍”;一看到房后的菜园,“就想起小孩在那里抓蝴蝶、爬树”。

  “新家”与原来的住所在两个方向,这些年,他们已经很少走通向老房子的那条伤心路。

  这是一条曲折的路。从市场南门出来,穿过电动车和公交车熙来攘往的一条小马路,走下一个土坡,经过一洼散发着臭味的水塘,七拐八拐地绕过一条越走越僻静的狭窄巷子,李少方在靠路边的一座老旧青石墙村屋前停了下来。这就是一家六口曾经的“家”。

  13年前那个一如往常的早上,5岁的李嘉华就是走着这条路,沿着跟今天李少方完全相反的方向,最后一次走向了市场——李少方派小儿子去给李兰花送早饭。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已去学校,李少方则要骑摩托给附近的电子厂送肉。

  此后的半个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李少方至今无从得知。如今再次站在老屋前,这位父亲的脸上写满了伤感,还有懊恼。

  “孩子已经跟我说了‘看飞机’的事情,我就应该警惕,怎么还能让他一个人去送饭呢!”李少方重重地叹了口气,后悔不已。

  可以肯定的是,趿拉着拖鞋的李嘉华那天顺利走完了那段曲里拐弯的路,把热腾腾的蛋炒饭送到了母亲手里。李兰花记得,儿子当时还坐在猪肉摊位后面,看着自己吃了一会儿。

  在跟母亲说了句“想要出去玩”后,这个5岁的孩子从此便跑出了母亲的视线。而后,他是如何碰上表弟徐嘉德、堂姐徐文萍的,又是在哪里被人一起拐走的,没有一丁点儿线索。

  家长们只听人说,最后一次看到三姐弟是在市场外的马路边,三个孩子手拉着手,挤在人群中看走江湖的耍猴戏。这是13年来,他们所获得的唯一一点信息。

  离开旧村屋时,天空飘起了小雨,李少方在阴冷的天气中,忍不住再次深深看了一眼那个充满回忆的“家”。房子的旁边已经被人堆满了废弃的泡沫箱和旧衣服,显得十分破败。

  2009年,市场被私人承包,新老板给猪肉区统一安装了红色的吊灯,他们每天都被温暖而明亮的灯光笼罩着。

  但李少方面临的现实和心境一样惨淡。丢失的孩子们至今没有消息,猪肉生意却越加难做。摊位租金从600元涨到了2500元,猪肉价格却在10多年间不涨反跌。

  徐嘉德和徐文萍家的摊位就在李少方家的对角线上,三家的状况差不多,只是另外两家的摊位租金更贵,需要卖更多的肉才能维持。

  李少方27岁开始做这一行。相比此前跟妻子四处摆地摊卖服装,在市场卖猪肉,让他感到一种安稳。这种“安稳”,当时只有3岁的李丽婷也模模糊糊地感受到了:不用再坐在三轮车上,跟着父母跑来跑去了。

  猪肉生意最初并不太好做,李少方也没打算一辈子卖猪肉。但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局限在猪肉档的几平方米之间,至今已整整21年,“卖猪肉”会成为人生的标签。

  徐文萍3岁时曾迷路过,正是凭着“家里在市场卖猪肉”这一线索,才被好心人送回。“她失踪时已经6岁了,更应该记得。”她的爸爸徐玉堂说。

  他们失踪时年纪太小,父母们觉得,时隔这么多年,或许只有卖猪肉这件事会唤起孩子们的记忆。

  发现孩子不见时,李少方觉得“心都掉下来了”。他寻遍市场和家附近的每一个角落,寻不见;跑到当地派出所报案,因“失踪不满24小时”,警方不给立案;后来,樟木头的几十个亲戚都被发动起来,到附近的荒山里、水库边,进行“地毯式搜索”。

  那一天,一路上来往的人影和车辆,仿佛电影里的快速镜头,让李少方感到眩晕和绝望。

  李丽婷对那个悲伤的日子也记忆犹新。放学回到家,这个敏感的女孩马上察觉出气氛的异样,大人们都不在,只有一个亲戚照顾他们吃饭。听说小弟弟可能被人拐走了,三个孩子大哭起来。

  但13年后她记忆更深刻的,是只跟她一块儿生活过5年的弟弟。“弟弟聪明又可爱,很小的时候就能记住家里的电话号码;学会走路后,自己推着一把蓝色塑料凳,就能踉踉跄跄地从家走到市场,招呼他回家,他自己又一路踉踉跄跄地走回来。”

  正因如此,李少方才放心让年幼的李嘉华一个人去市场送饭。“他很懂事,我要早起送猪肉,他会叫我起床;他妈妈生病了,他都会哭。”

  李少方当时听说金洋市场发生过儿童失踪的事情。夫妻俩平时也经常告诫孩子:不要跟陌生人走。然而,和市场大部分的摊贩一样,父母做生意时,就任凭孩子们在附近跑来跑去。

  “说到底,还是我们做家长的太大意了!”李少方哭丧着脸,声音开始哽咽,“是我们对不起他,从来没给过他幸福,就……”

  李兰花边流泪边倔强地在一张寻人启事空白处一笔一划地写着。她手里的寻人启事还是当年剩下的,印刷自金洋市场对面的一家照相馆。

  就在这家照相馆,李嘉华失踪两个月前,四姐弟难得照了一张合影。照片里,圆脸的李嘉华眼睛眯成两个月牙,显得十分开心。四姐弟都穿着樟洋社区小学的校服,李嘉华身上那件因为太大,裤腿被挽了好几层。

  “只差三个月,他就上小学了。”李少方说,“提前拍了这张照片,本想作为‘4个孩子都上学了’的纪念。”

  但它最终被作为寻人启事的照片,与其他两个孩子的照片一起,被扫描、打印,然后张贴到樟洋社区的大街小巷。

  “你的标题,可不可以叫‘三对卖肉的父母13年一直在等待被拐卖的儿女’?”李兰花停下笔,有些犹豫地问道。

  “怎么能叫‘卖肉’?”李少方急切地打断她,“卖猪牛羊鸡都叫卖肉,一定要强调卖猪肉!”

  “我们是卖猪肉的父母。”他说道。其他人纷纷点头,他们认为这样才能给失踪的孩子提供更确切的回家信息。

  听说记者过来,李少方干脆匆匆收拾了档口,终止了下午的生意。“少做点生意算得了什么!”他擦了擦手上的油,“找孩子更重要!”

  今年4月初,在寻亲网站“宝贝回家”志愿者“燕子”的帮助下,广州一家电台对他们进行了采访。节目播出没几天,省内多家媒体联系到李少方。

  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李少方不会用智能手机上网,更不知道微博和微信。市场里的老主顾说起在网上看到他们的新闻时,他十分惊讶。

  当年,他们也曾试图借助媒体的力量,三家人凑钱,在广东省内各大电视台和报纸上发寻人广告。结果,一个月内就花了一万多块钱,相当于李少方家一年的收入。一度,寻找三个孩子的广告还曾登上过香港TVB旗下的翡翠台。

  密集播放的广告和四处张贴的寻人启事,让几乎整座市场的人都认识了他们。但最终,这些广告和投进去的钱,石沉大海。如今,金洋市场里还记得这件事的,更多的是李少方的亲戚们。

  “很多人打来电话,但都没什么价值。”提起13年来的寻子经历,李少方显得沮丧而无奈。

  广东普宁流沙汽车站一位打扫卫生的阿姨曾打电话说,看到两男一女带着三个孩子坐上了往台山去的大巴车。李少方和妹夫就追着去了台山,并在当地派出所报了案。“警察说他们会调查,结果一直没有回音。”

  他还拿着樟洋社区派出所开具的一纸证明,辗转赶去过广州儿童福利院,试图在被收容的孩子中间寻找。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事儿要“请示领导”,结果,他一个孩子都没见到。

  “你们想得太简单了!”无功而返的李少方因挫败而心生怒火,对着等在家里的妻子和妹妹不耐烦地嚷嚷,“你以为福利院的孩子想见就能见得到?”

  在李丽婷的记忆里,弟弟刚失踪的头四个月里,父亲总是隔三岔五地外出寻找,市场的生意都不做了。

  当年寻找儿子时留下的一些票据和资料,李少方至今还保存着。那时没有智能手机,他只好用笔把骗酬金的骚扰电话一个个记下来。

  “,真是被这个李传卡害死了!”对着一张写有姓名地址的纸条,他愤愤地说。

  这个人曾言之凿凿地说看见过三个孩子。结果,等李少方和妹夫坐了两段火车,大巴再转小巴,好不容易到了对方说的那个闭塞村庄,才发现,这人的精神有问题,村里人都叫他“神经病”。

  希望一次次破灭的感觉,让李少方很愤怒,也让不安和焦躁情绪在三个家庭里日益滋长。

  无奈之下,三个家庭开始寄希望于迷信。亲戚给李兰花介绍了附近两个有名的“神婆”。

  按照神婆的要求,他们给买来的三只大公鸡放了血,把三个孩子的衣服泡在水里“招魂”,其中一个神婆说老家的风水不好,李少方的父母亲便把家里的灶头和围墙都拆掉了。

  警方当时帮他们做了DNA录入,但表示:只有在家长们提供线索的情况下才会进行调查,除此之外,他们提供不了其他帮助。

  连续的奔波,并没有带来任何结果。尽管不甘心,他们不得不回归琐碎的生活,“家里还有一家老小,生活还要继续”。

  很难说,在悲伤和执念的作用下,这13年于他们而言,究竟是更漫长还是更短暂。

  弟弟失踪那年,李丽婷只有9岁,如今她已22岁,在广州念大学。她初二那年,北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她大二这年,广东有了自贸区。这些让周围的人欢欣鼓舞的事情,也会让她开心,但回头看到自己的父母,想到失踪的弟弟,她又会觉得揪心。

  她和其他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然后一个个离开樟木头,回老家或去外地上学。他们经历的这个时代,被人形容为“像一辆在赛道上全速发力的赛车,速度极快,无暇他顾”,他们父母的生活,似乎依旧停留在原地。

  李兰花每天仍旧天蒙蒙亮就起床,借着昏黄的灯光去市场。等着屠宰厂送来头天订好的半扇猪,然后切肉、去毛,准备开门做生意。

  一天里只有清早和傍晚时生意不错,其它时间买肉的人寥寥无几。为了把肉卖光,他们常常下午一点钟才吃中饭,晚上则熬到9点多。没有周末,没有假期。

  即使在2003年“非典”那段人心惶惶、生意惨淡之极的日子里,担心孩子万一突然回来,李少方一家也没有离开市场。只是卖猪肉的同时,还兼营卖醋,“据说醋可以杀死空气中的SARS病毒”。

  “樟木头家里的生活就像一潭死水。”22岁的李丽婷说。她时常觉得,学校和家里就像两个世界。

  在学校里,她学的是经济领域的“朝阳行业”信用管理,紧跟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她组建社团,结识朋友,去参观“小蛮腰”和琶洲广交会,乘坐新开通的地铁线路外出游玩。去年,她还随一项活动去了香港。外面的世界,似乎每一天都是新的。

  即便是“看上去没什么变化的”樟洋社区,这两年也变得有些不一样。旧天桥变成了立交桥,略显闭塞的社区里有了一家大型百货商店,就连水库边原本荒芜的一片地,也被地产商赋予了“香樟半岛”这样诗情画意的名字,开发成高端住宅区。

  “回到樟木头的家里,时间好像变得停滞。”她一字一顿地说。“家里还是老样子,弟弟丢失的那种伤痛还在那里,让人一下子就回到过去。”

  2015年春节,李丽婷避开父母,躲在被子里用手机看完了电影《亲爱的》。窗外,喜庆的鞭炮声此起彼伏,这个22岁的女孩儿却对着屏幕,泪流满面。

  影片里一群父母集体寻找丢失孩子的情节,深深击中了她,她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家庭。

  “多希望能像电影里黄渤一家那么幸运。”她说,那一刻,她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对弟弟的思念,从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

  隔着一道门,她的父亲李少方和姑父徐玉常、姑父的哥哥徐玉堂相顾无言地喝着闷酒。每年这个时候,“团圆”对三个家庭而言,总显得格外遥远。

  自从丢了孩子,他们便不愿回老家过年,“别人问起来,总是无言以对。”相同的遭遇让原本有亲戚关系的三个家庭走得更近,酒局结束时,三个男人抱头痛哭。

  13年了,身边的孩子都已长大,失踪的三个孩子在父母心中,却永远是童真的模样。“我时常梦见她,还是小时候的样子,喜欢跳舞,瘦瘦小小的。”徐文萍的妈妈陈万水说。

  跟其他两个母亲交流后,她发现母亲们的梦都相似。她们有时梦见孩子童年时的事情,有时则梦到在某个偏远的山区里,失散多年的孩子被找到了。

  醒来后,他们发现身边只有当年剩下的寻人启事。启事里面,走失的年限被圆珠笔一改再改,联系人的手机号码却一直不敢变,总是全天开机。

  孩子们失踪时,还没上学。父母给他们取的大名还没来得及派上用场。在家里,亲友们都唤他们乳名。

  因为从小活泼好动,总是扭来扭去,李嘉华的乳名叫“阿扭”;徐文萍生得纤纤弱弱,个头儿比同龄人都小,外婆给她取名叫“米姑”,那是客家方言里的一种袖珍的植物;徐嘉德小时候哭起来常常喘不过气,显得有些娇弱,父母希望他好养一些,便叫他“狗记”。

  小儿子阿扭的丢失,也让李少方开始严格限制另外三个孩子的外出活动。他不让李丽婷参加学校的春游;每天放学时间刚过,他就开始坐立不安。大儿子李扬华曾经因为打电子游戏回家迟了,李少方发动全家去找,还揍了他一顿。

  “大弟弟后来懂事了很多。”李丽婷回忆,“他逐渐意识到小弟弟的失踪对整个家庭的影响,以后再也没去过游戏厅。”

  到上初中的年龄时,三姐弟陆续回到梅州五华的老家。身材高大的李兰花则从小儿子失踪后,变得体弱多病。这些年,她先后在咽喉、胸腔和肾脏动过手术,还得了高血压。

  在老家和外地读书时,懂事的李丽婷总是寄明信片或写信给妈妈,把“在电话里说不出口的话”写进信里,逗母亲开心,鼓励她振作。因为今年47岁的李兰花,经常担心自己活不到儿子回来的那天。

  尽管觉得家里仿佛“一潭死水”,讲起话来文文弱弱的李丽婷总是一放假就回到樟木头。“越是这样,才越需要和家人在一起,帮他们分担。”

  在家的日子,她和妹妹李丽娴会代替父母,到市场里操刀卖猪肉。李扬华还在老家的中学准备高考,成绩很好,在家时总努力逗奶奶和妈妈开心,是家里的“开心果”。

  “小弟弟的失踪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李丽婷说,这些年里,三姐弟间从未吵过架。

  她更怀念四姐弟过去打打闹闹的日子,怀念“下雨天全家人挤在一个房间的感觉”。她的父亲李少方也是如此。

  “做什么都觉得没意思。”李少方说,小儿子的丢失是“命里的劫数”。他感觉自己的人生不再有未来,现在的生活都是在和过去拉扯。

  说话间,他忍不住又拿起儿子当年的照片端详,四个孩子当中,阿扭长得最像他。

  如果儿子没有失踪,李少方想过改行做烟酒茶叶生意,或者经营一家茶餐厅。但家庭的变故将他困住了,不得不继续卖猪肉。

  “他们对‘卖猪肉’一定有印象!”徐嘉德的母亲李秀云笃定地说,这几个孩子都在猪肉档间长大。她还记得徐嘉德坐在自己腿上,问过往的人要不要买猪肉的情景。

  “我们几个守在这里,只希望今生能再见他们一面。只要知道他们好好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足够了。”

  对李少方一家来说,2011年算得上一个转折。这一年,44岁的李少方第一次接触了电脑和互联网。

  分别给他出主意的,是市场的现任老板和身在老家的母亲。已经70岁的老人一直挂念着失踪的孙子和外孙。

  李少方只会使用网络搜索,便叫来大女儿李丽婷和大儿子李扬华帮忙,把小儿子的信息登记到“宝贝回家”网站上。

  没多久,志愿者燕子与他们取得了联系。9年多来,这是第一次有人主动帮助他们。三个家庭感觉十分温暖。

  作为工作了七八年的志愿者,燕子接触过许多丢失孩子的家庭,但“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三个有亲戚关系的孩子同时走失”的情况,对她来说还是第一次,“这意味着,它可能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以往,李少方都是从报纸和电视上了解有关“打拐”的信息,零星而有限。2007年和2009年,东莞警方先后解救了几十名被拐儿童,当地报纸把一张张孩子的照片拼在一起作为封面,标题是:被拐孩子寻找妈妈。

  这份已经泛黄的旧报纸,仍被李少方保存着。三对父母曾对着报纸上的孩子照片逐个细细端详,其中一个脸蛋小小尖尖的女孩儿让徐文萍的妈妈感觉很“激动”,但警方告诉她,那个女孩儿的年纪与徐文萍不符。

  尽管自己的孩子杳无音讯,李少方还是隐隐觉得,2009年开始“国家对打拐好像更重视了”。在卖猪肉之余,他关注到公安部曾开展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专项行动,还与民间机构宝贝回家联手,推出“宝贝寻家”计划。

  儿时的梦想虽然没有实现,但她已经接替父母,把寻找弟弟当成了自己的责任。她把弟弟失踪时的情况发到微博和微信,请同学帮忙扩散,还每隔一段时间刷一遍宝贝回家网的“宝贝寻家”版块。她发现,这些寻找父母的“孩子”当中,有些已经人到中年。

  这两年寻亲人数的增加也令这个年轻人惊讶。她最初登记时,寻亲的数字还是几千,如今,网站上面的数据显示:尚在寻找孩子的家庭有一万八千多个,寻找亲生父母的人数将近一万两千人。

  据媒体报道,中国目前缺乏拐卖儿童人口的权威数据,公安部在搭建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但数据并未公开。

  在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4》当中,仅2012到2013年间,公安机关立案的拐卖妇女及儿童案件数就有20735起,对比2010年此类案件数10082,增加了一倍多。

  “父母亲自杀、患精神病、离异、人财两空……”燕子说,“丢失孩子的家庭所面临的境遇,其悲惨程度只怕我们想象不到。”

  她告诉记者,“宝贝回家“的工作模式是由寻亲者登记信息,当地志愿者负责核实与跟进,将寻亲信息大面积转发,如发现线索,则与公安机关联系。目前,他们已经有1020个成功案例,但相比于庞大的寻亲人群,依然是杯水车薪。

  但这还是让李少方看到了希望。过去,因为能力有限,他的寻亲广告发布范围仅限于广东省内,这次,“省外媒体”的到来让他十分兴奋,他觉得儿子一定能够看到。

  “我也想像刘德华演的那样,18年骑坏10辆摩托车,满中国的找儿子。”李少方叹了口气说。事实上,他并没有看过《失孤》这部电影,他不敢看,只是听人简单说了剧情。

  “请你一定要强调我们还在樟木头卖猪肉,这个他们一定记得!”李少方反复强调着。

  时隔多年,他们已经不敢奢望阖家团圆。“我们几个守在这里,只希望今生能再见他们一面,我们不想孩子为难。”他说,“只要知道他们好好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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